房屋倒塌无法得到理赔 保险公司做法不应该

另一个就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之下，拆迁、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强化社会责任，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说我承担了什么情况，你作为国企，你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这个东西是你的责任，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你做了，并不是你的恩赐。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我们的改革的确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当时的波兰的统治者，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赶快把企业交给自己人，把工会的企业变成私人的企业，政府可以站在这两者之上。实际上很多东欧国家的老百姓是抵制这个东西的。中国的政府债务风险不在规模当前中国的政府债务率大体处于安全的范围之内。

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的政府债务率与人均GDP大约处在一条抛物线上，在抛物线左端的国家基本上属于主权债务安全的范围。最后想重申一点，我推演的这个实际可能发生的逻辑，我未必同意这样搞。欧猪五国债务危机发生后，负债率缓慢回落。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居民债务大幅扩张，随后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债务率在14年内提高近120个百分点，同期私人部门信贷占GDP比重仅上升1个百分点。

因此，如何化解快速扩张的政府债务成为控制危机的关键。经验数据表明，债务扩张能力（根据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的政府债务率高低判定）与人均GDP具有正相关关系。

这就是近两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此时，政府债务扩张成为弥补居民和企业债务削减造成的总需求缺口的必要选择。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其本质是债务货币化，即私人债务国家化，国家债务国际化，一边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扩大债务，同时推动美元贬值来转嫁成本消化债务。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从短期需求管理长期化的窠臼真正转移到长期供给管理，真正发挥改革这个最大红利的作用，消除行政干预，放松管制，释放经济活力。

中国的城镇化率是高估还是低估了，理论界有不同争论。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广义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5%左右，甚至更高。危机发生后，两国私人部门大幅削减债务，而政府部门负债经历了一个由降转升的过程，总体处于60%以下，但私人部门债务率再次走高。但是通过断崖式的、紧缩式的政策让企业去杠杆是不现实的，并且风险更高。

债务扩张能够被逐渐消化，则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净资产为负，不一定发生危机。

你可以不认同这种做法，但是实际可能就是这么做。惟其如此，中国才能在发展当中消化债务，避免债务危机，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从欧猪五国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是政府债务率为90-120%，而发展中国家约为60-80%。也就是说，净资产为正，也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各级政府掌握大量国有资产、资源，我们不会发生债务危机，这是太过乐观了。但中国很可能面临偿债能力的波动性风险。欧洲则是通过降低福利水平，削减财政开支和对外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来进行结构调整减轻债务，其中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型国家，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压力。仅从国家审计署的统计数据来看，乐观地说，中国大约还有10年的政府债务扩张期。

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投资的减少，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的萎缩。在中央集权式的政治架构之下，中国的债务风险，最后都是中央财政兜底，其信用基础是国家信用，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也可能高于西方国家。

中国的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在规模，而在于不规范、不透明和地方政府透支信用。若债务消化的速度赶不上债务扩张的速度，则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悲观地来说，中国在未来3-5年，确实要严防债务危机的风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债务危机的临界点未必适用于中国。

客观地说，没有一个理论上的数字能够说明中国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在经济上升周期,一个国家的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债务大幅扩张会伴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正反馈效应下，资产价格上涨,企业盈利状况良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能够确保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率维持在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发达国家债务空间比发展中国家大，债务扩张能力也要强于发展中国家。同时，债务却维持在高位。

土地持续升值成为支撑债务扩张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通过被动式的自我消化：一方面通过债务重组，另一方面引发通货膨胀来快速走出债务危机。

只要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至于恶化，经济增长保持平稳，债务消化就有可能，至少可以债务占GDP比重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上升态势。我们对此知之甚少，知之尚浅，且没有切肤之痛。

2001年德国电信泡沫发生后，德国政府的债务率4年内提高近10个百分点，而私人部门债务下降6个百分点。阿根廷在21世纪初爆发了金融危机后，政府债务负债率从50%突升至160%多，经过三年的债务重组负债恢复至87%。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还没有发生过债务危机。然而，一旦经济扩张难以为继陷入衰退，与之相伴的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企业盈利恶化,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失业率上升），导致居民和企业的资产缩水。土地升值是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先决条件，而土地升值的条件在于经济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长，货币政策要保持一个中性偏松的状态，土地使用权要实现固化和长期化，要不断进入市场实现货币化和升值，由此来实现地方政府的债务扩张的平稳态势。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能否提高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国民收入，对于债务消化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投入，同样也需要债务扩张。一旦政府再度出台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土地升值的过程就会中断，土地财政就会受到影响，债务风险就会突显出来。

美国、日本、德国等10个国家在最近的20年来经历了政府债务率从60%上升到80%的阶段。关键看信用链条是否断裂，预期是否明朗，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信心。

进入专题： 管清友 。扩张与消化的赛跑长远来看，中国实际上处于一个债务扩张与债务消化赛跑的境地。